黄皮书、灰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他们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带来了新知。

    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这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

    时至今日，很多人心中还存有一个疑问：在那个特殊时代里，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是怎样被选出来，被翻译、出版、流通的？

    让我们重拾这段历史，听当年参与翻译、选编的老人们，讲讲他们感性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

    那些黄色的精神之粮

    这些书以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方式产生和发行，却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上世纪60年代，《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一批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这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在一篇“追寻80年代”的口述文章中，作家徐星回忆，他曾经在一个高干子弟的带领下，去过一次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内部书店。“我一走进去，就惊呆了，那里真是什么书都有，我当时心想，能在这里当一辈子店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至今，他仍收藏着一本1962年版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诗人芒克也曾回忆，1973年，他与一位画画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先锋派”，决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这本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品，1962年在中国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

    前奏

    内部发行的文艺类图书“黄皮书”是在中苏矛盾和“反修”的政治背景之下产生的特殊出版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秦顺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做编辑，参与了“黄皮书”出版的具体工作。依据他的回忆，在1957年、1958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内部参考”的文学类图书。

    “此书封面和普通书一样，但是不公开发行，有的在封底印有‘内部参考’字样。这些内部图书主要是苏联作品，不符合我们意识形态但在苏联引起轰动的作品，当时还没有欧美的作品。中宣部下令内部参考，不公开发行。比如1957年出版的《不单是面包》。这部分内部图书主要是提供给文艺界、宣传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阅读。”秦顺新认为这部分内部参考的图书，还没有用黄色封面，而按普通图书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虽然正闹矛盾，但是还没有决裂。

    这应算是“黄皮书”出版的前奏。另外，《世界文学》杂志也加入了这个前奏部分。翻译家高莽时任《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从1959年底开始，他参与编译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当时参与此专辑出版工作的唐梅也回忆说，《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大概从1959年出到1964年，有时一个月出一期，有时两个月出一期。为了出版这套参考资料，他们查阅了大量苏联、东欧的文学类刊物，而苏联《文学报》则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和获取苏联文学动态的消息来源。这套文学参考资料，除了主要关注苏联和东欧外，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欧美的消息，主要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家动态和出版动向。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由时任《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陈冰夷主持。而当时《世界文学》由中国作协领导，周扬则是时任作协副主席。

    陈冰夷也曾回忆说，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中方代表团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1960年前后，“反修”开始。这时，一个由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黄皮书”出版序幕。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主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秦顺新听过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周扬或钱俊瑞曾说过，“我们中国对苏修的情况是半明半暗，对欧美的情况是漆黑一团”。

    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

    60年代初，作协召开外国文学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四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记得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还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但当时不称为‘黄皮书’。”

    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而李曙光则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所以“黄皮书”出版后都送他样书，有时他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出版高潮

    当时，秦顺新的具体工作是“看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文部组织一批人看材料，以苏联和东欧的材料为主，欧美主要是看流派，比如当时在西方引起重视的垮掉派。秦顺新则主要分管苏联部分。“我们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订报刊、图书，也和《世界文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独立为中国社科院）互相借阅外文材料。大部分的作品直接从外国的文学刊物翻译过来，也有一部分由图书翻译而来。”

    一开始的内部发行文学类图书，并没有统一使用黄色封面。“大概出了十几本后，林默涵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商量，说干脆改个封面，不用普通书的封面，改个单调的颜色，就采用了土黄色。”秦顺新记得大致是在1962年、1963年左右统一使用黄色书皮。“爱伦堡回忆录的第一、二部为普通封面，后面的几部则是黄色封面。”

    秦顺新和冯南江一起翻译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作品是上面（具体是谁不清楚）提出要翻译的，因为在苏联引起了轰动。”秦顺新说。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除了回忆录，他的小说《解冻》也被翻译出版。《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历史人文作品，加之原文没有注释，翻译难度较大，所以负责此书编辑的秦顺新自己也加入翻译。

    为了提高“黄皮书”的翻译速度，通常由多人共同翻译一部作品，很多翻译者没有署名，或者共同署名。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人民出版社寻找了一批他们所了解和熟悉而且翻译水平可靠的人。秦顺新自己也记不清总共翻译过多少作品。“四清”开始后，他即停止了翻译工作。

    在1960～1970年间，因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的文学作品。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文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孙绳武说。“黄皮书”以小说为多。孙绳武曾粗算过，单是苏联的小说大约共收进80种。也有少部分诗歌和文艺理论。

    文艺类图书一般为皮书中的“乙等”，通常出900本。“当时出版社有个花名册，上面是有资格购买、阅读内部图书的人员名单，主要是各地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以及个别的名作家。我们按照名单通知他们，出了这样一本书，你要不要，要的话寄钱过来，我们再邮寄过去。”这是当时“黄皮书”的主要发行方式。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内部书的出版工作都停止了。“文革”中后期，上海的出版社却开始出版“黄皮书”。据秦顺新了解，这是因为“江青又想看了”，当时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所以她就让上海的出版社接着出版“黄皮书”。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继续出过几本“黄皮书”，但是当时的内部书已基本解禁，“黄皮书”的形式已没有必要，不久后就停止了。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外国文学图书30年的书目，列出了1951～1990年的出版作品，内部书都列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