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在牛津大学求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的组织，一个现在看来饱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当时却觉得那样单纯朴实。当我完成学业时，我想把在经济学上的所学用于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几乎没有哪个非洲人受过我刚刚完成的那种教育。当时许多牛津学子的家人都有过非洲的经历，比如父亲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之类，当然这并不包括我--我父亲只是约克郡的一名屠户。

　　战乱不是唯一的陷阱。另一个更为矛盾复杂的陷阱，是在贫困的境况之中发现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你通常会期望自然资源财富的发现能够带来繁荣，而有时它也真的可以。可这些只是特例。有时候资源财富会为战乱陷阱推波助澜。但即使是在那些处于和平之中的国家，资源财富也往往不能促进增长；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出口所获的盈余反而缩减了增长。

　　直到1990年前后，国际上对衰败国家的军事干涉还仅仅只是冷战的一种延续。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安哥拉政府，而美国则通过南非武装安哥拉的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这些军事干涉自然没有真的帮到安哥拉。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考量发起军事干涉才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使军事干涉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驱逐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一种全新的胜利。科威特事件代表了一种明显需要借助国际干涉的情形：驱逐侵略者。但外部军事干涉还有其他三种重要的作用：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