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明白，它的责任是继续不断地派船只向被围攻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大多数船只从未到达目的地，因为蒙古人的围困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宋廷坚持要打破封锁。在1269年8月，南宋将领夏贵率领三千条小船开往鹿门山，但是他被击败了，损失了两千名士兵和五十条船只。第二年10月，范文虎又步夏贵之后尘，而他则损失了共计一千人和三十条船。另一次救援行动发生在1271年8月。这次尝试同样以惨败而告终，两千名南宋士兵失去生命。1272年9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南宋军队打进城内，但这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胜利。两位将领之一的张顺被杀，他手下的士兵被杀死的更多。他们运送的许多给养损失殆尽。当救援部队的残部试图撤离他们刚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的城堡时，才发现自己中了埋伏。许多士兵和将领被俘掳。

    蒙古军队的封锁固然很有效，但是仍无法消磨南宋守军的斗志。他们已经把襄阳和樊城同南宋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了，但他们无法制伏顽强的守军。他们无法杀入城内而不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如果蒙古军队只是简单地保持围困而没有任何进攻行动，他们将会被永远地拴在那里。因此，他们需要支援以打破这种对峙状态。

    两位穆斯林造炮师向蒙古军队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援助。忽必烈曾向他的侄子，波斯的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汗求助，希望得到军事专家，帮助他粉碎樊城和襄阳的抵抗。1271年，阿八哈给忽必烈送来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在蒙古汗廷做短暂的停留之后，这两位穆斯林在1272年末来到战区，勘测现场，开始着手修造战争机器。他们建造了投石器和弹射器，能把巨石抛掷到很远的地方。12月，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装置对樊城发起攻击。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支持，阿里海牙终于攻陷了这座堡垒。在石头和炮弹的打击下，残余的南宋守军再也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蒙古军队，几天后，樊城陷落了。吕文焕收到樊城守军溃败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他自己在襄阳的部队也无法抵抗这种巨型火炮的攻击，但他没有立即投降。于是，两位穆斯林造炮师“视察了现场着力点，决定把火炮架设在城市的东南角。炮弹重一百五十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第二年3月，自忖无法胜过对方的火力优势，吕文焕投降了。为时将近五年的围城战终于结束了，南宋抵抗“北虏”的一个重要标志突然被拔除了。

    宋廷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的一个重要防御要冲陷落了。贾似道作为主要战略家和政府决策者，一下子变得灰头土脸，受到普遍怀疑。他想设法挽回一些失去的声望，于是亲临前线督战。他还要筹措额外的资金，以应付急剧增长的军事开支，因此不得不首次向佛寺和道观征税。但是，事与愿违，这两项举措使得他腹背受敌。本来支持他或持中立态度的佛教和道教领袖，现在开始反对他。他的军事冒险以惨败而告终。襄阳陷落后，蒙古人必将向南宋首都临安挺进，贾似道决定在该城的西北边迎战正在向前推进的敌军。

    此时，贾似道遇到的对手是一支更加统一、步调一致的蒙古军队和一位极富才华的蒙古将军。在攻克襄阳几个月后，史天泽写信给忽必烈，向他推荐了一个人任南征军的统帅。史天泽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统帅，南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内部冲突。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他这样建议决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他知道，建立一个适当的指挥系统对军事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忽必烈赞同了他忠诚的老友的建议，在1273年夏，选择了当时可以说最有天赋和最成功的将领伯颜担任远征军统帅。伯颜是突厥人，家族世世代代为军事将领，伯颜自己曾效力过几任大汗。在青年时代，他就跟随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远征波斯和中东。在13世纪60年代中叶回到东方以后，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官员。忽必烈发现，“每当他（伯颜）参与国事的时候，他的表现总是高出其他朝臣一筹。”忽必烈一步步地给他增加担子，直到最后授予他征宋统帅的重任。从1274年末至1275年初，伯颜坚定不移地向南宋挺进。他采取了几十年来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每当他到达一个尚未平定的城镇或堡垒时，他会先要求对方投降。如果当地居民或驻军抗拒他的命令，他们便会受到弹射器和发火器的攻击。一些汉人不战而逃或投降了。宋将吕文焕和范文虎等认识到蒙古大军的绝对军事优势，干脆加入蒙古军，避免愚蠢的自杀式顽抗。其他南宋官员因对贾似道的改革仍感到愤愤不平，觉得也许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会过得更好。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蒙古人能够统一中国北方和南方。无论这些人出于什么动机，随着伯颜大军向南挺进，叛逃者或自愿投降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