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这次战役选定的指挥官再次显露了他的用人策略。他所任命的将领并非清一色的蒙古人，也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刚刚投降蒙古并向忽必烈透露南宋政治和军事弱点所在的刘整，在忽必烈登上大位之前就投降蒙古的史天泽，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汉人将领。畏兀儿人阿里海牙被证明是最成功的指挥官之一。阿术是参与围城战的主要蒙古将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则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他们设计的火炮在对襄阳的最后攻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丽人和女真人建造的战船也在围城时派上了用场。在今天看来，参与襄阳攻城战役的其实是一支多国部队。还有一个例子显示忽必烈是如何把“广罗人才，为我所用”的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愿意招募非蒙古人，并将大权，甚至军事指挥权授予他们。这些将领所指挥的部队也是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忽必烈任用的这些将领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占领襄阳。这些将领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加强对该城的封锁。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料到将遇到如此漫长的围城之战。襄阳居民储存了大量食物，一些货船偶尔会穿过蒙古人的封锁线，向城中被围困的汉人提供给养。这些都使得围城之战的结束变得遥遥无期。汉文史书很少记载战事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揭示了围城战是时断时续的事实。在此期间，围城有时被解除、暂停或失效。遗憾的是，这些失误的原因在史料中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作为这次围城战的第一步，忽必烈于1268年初对山西和四川的官员下令，建造五百条小船。刘整计划用这些船只控制通向汉水的水路。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在襄阳南部的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工事，防止运载货物的小船进入城内。到了10月份，忽必烈又指派蒙古指挥官阿术开始围困樊城。这时，驻守襄阳的南宋守军开始恐慌了。12月6日，他们试图突破蒙古军队的包围，结果遭到失败。据汉文史书记载，忽必烈的军队俘虏并杀死了无数敌军。仍处于包围中的南宋士兵在一段时期内再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相反，他们耐心等候从南方来的物资和援军。果然，没过多久，在1269年8月，南宋将军夏贵率三千艘小船，攻击了鹿门山。然而，蒙古军队不仅击败了他，而且缴获了五十艘小船。

    此时，忽必烈显然对围城战役的进展很不满意。在1269年2月，他派遣自己的得力干将史天泽前往襄阳视察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紧接着，他又在2月份批准调派两万名士兵增援阿术和刘整。4月，这两位指挥官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把白河口和鹿门山的壁垒连成一片，使得进出襄阳城愈发困难。可是，这些步骤仍显不足，因为刘整和阿术在1270年4月再次请求增派七万名士兵和五千艘船只。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迫使南宋守军投降。于是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宋廷依然在坚持，不愿屈服。汉文史料指责贾似道愚蠢地执行了一项错误政策，故意误导宋帝对蒙古威胁严重性的判断。根据这些记载，贾似道谎称在1260年击败了蒙古军队，从而诱使宋廷低估了蒙古人的力量。由于他一直在欺骗南宋朝廷，失去襄阳将会破坏他的信誉。因此，他绝不允许他的襄阳守军投降。还有一些史料说，他一直在蒙蔽宋帝，使之对蒙古人围困襄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朝大臣对襄阳被围的情况一清二楚。一位汉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宋史·本纪》中大量记载了对襄阳和其他地区守军的赏赐，有一份圣旨宣布了对几位勇敢官员的提拔和金钱奖励，他们曾把官方信函送入被围困的襄阳城。”没有人应该为宋廷毫不妥协的立场受到指责，因为在拒绝对蒙古人做出让步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团结一致的。南宋高级官员作为一个整体，都低估了蒙古人的实力，他们决不会轻易地在襄阳投降。他们决心继续向驻守在汉水附近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

    同样，驻守襄阳的守军也决不会不战而降。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供应，只是缺乏衣物、盐以及其他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能承受长时期的围困。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派遣独立小分队尝试冲破封锁线。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270年3月18日的一次战斗。由一万名士兵、骑兵和一百条小船组成的军队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破蒙古人的防线。但是蒙古人早有准备。刘整有几百条小船可供调度，鹿门山的堡垒刚刚被加固过。刚刚抵达的战士准备好了迎头痛击匆匆赶来的敌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南宋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被迫返回到他们在襄阳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