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以后，刘秉忠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长远的计划上。汉文文献记载说，刘秉忠与姚枢一起，对制止滥杀和掳掠当地居民发挥了作用。我在前面已经对这个说法表示了怀疑。无论如何，现在忽必烈和他的幕僚们得到了几年的战后休整时间，因此，他们可以启动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以显示忽必烈对汉地属民的依赖和关心，那就是，在他位于农耕世界的新领地建设一个都城。一些汉文文献把这个计划归功于刘秉忠，但其他史料则根本没有提到他曾经参与制定这个计划。在此，忽必烈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他并不需要通过别人劝说才能认识到建设这样一个中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许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曾为此作出过贡献。

    他们选择的都城位置在滦河之北，在后来的清朝（1644—1911）多伦诺尔（七湖）镇以西约六十公里处。从北京骑马，沿着汉地农业区和蒙古草原的边界地带，大约要走十天才能到达此地。传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理由指责忽必烈抛弃传统，站在汉人一边，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蒙古亲王在大草原上建造了一些城镇。然而，当忽必烈在1256年命令刘秉忠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原理选址建城时，他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他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汉地属民身上。

    忽必烈的新定位所激起的反对声浪。支持传统价值观的蒙古人对忽必烈表面上讨好汉人的态度感到不安，而且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反对他的政策。这种分歧削弱了蒙古人的力量，破坏了他们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的努力。忽必烈似乎已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蒙古保守主义者把他可能“转向”认同汉人价值看做是对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胁，其中一些人决心把他除掉，以免他颠覆他们传统的游牧经济。

    蒙哥当然有理由听信别人对他弟弟的指控，有人告他亲近汉人，说他甚至有可能采取叛逆的态度和政策。蒙哥可能对忽必烈在大理所取得的完全彻底的胜利感到不满。忽必烈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而现在却正变得越来越显要。蒙哥也可能是嫉妒他弟弟突然蹿升的声望。他对忽必烈在开平所建的华丽住宅恐怕也不会感到很舒服，因为其宫殿足以与大汗在哈剌和林的豪华宫殿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建在蒙古心脏地带的首都才应该是帝国的真正代表。忽必烈用他新造的开平城掠美是不应该的。

    但是这些担心也许还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更值得担心的是忽必烈对汉人的认同。蒙哥的官员屡次试图让蒙哥对他弟弟产生怀疑。他们指控忽必烈使用汉法管理他的领地，而抛弃了传统的蒙古法规。蒙哥仍然认为哈剌和林是他的首都，而蒙古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因此忽必烈在定居社会建立主要居所的做法是对传统蒙古社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极力怂恿蒙哥及早消除他弟弟造成的威胁。

    无论如何，1257年，蒙哥派了两个最信赖的助手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到忽必烈的领地调查税收。一些汉文资料暗示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个借口，搞垮忽必烈。如有必要，这两个密使甚至会编造谎言陷害忽必烈。在匆匆检查了一遍账簿之后，他们便发现很多所谓的违法、逃税事件。他们立刻抓捕了几个高官，没有经过审讯就处死了他们。但是与最显赫的蒙古贵族关系特别密切的官员逃过了一劫。最著名的汉将史天泽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声望及其强有力的支持者使他免于受害，但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大屠杀。阿蓝答儿在初步的整肃结束后，建立了一个名为钩考局的机构，稽查税收记录并仔细审查忽必烈官员的活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削减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汉人人数。整肃毫无疑问还要继续下去，直到威胁到忽必烈本人。忽必烈的一些权力，包括在税收方面的重要权力，已经被削弱，它表明忽必烈在蒙古权力阶层中的地位很不稳定。

    忽必烈的选择很有限。如果他选择藐视他的哥哥，想办法驱逐密使，然后静候由此带来的后果，那么蒙哥或许会采取报复行动，发动军事征讨，惩罚胆敢反抗的弟弟。这场兄弟之战肯定会削弱蒙古人的力量，而且最后的失败者很可能是忽必烈。忽必烈根本不可能指望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个傲慢无礼、叛逆的弟弟。因此这个选择对忽必烈来说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