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已经在作战中显示了他的胆略，现在他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方的管理上面。作为大理之战的一个成果，他的领地扩大了，包括了今天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稳定有序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忽必烈任命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为关西路（在京兆地区）的宣抚使。这是他的领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他要廉希宪创建一套井然有序的政府管理系统。京兆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民族众多，很难治理。套用中国历代的一个常用术语，廉希宪的任务是“抑强扶弱”。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士，他首先把教育看做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手段。他邀请名儒许衡负责学校事务，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许衡后来成为忽必烈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学者的利益。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一直遵守一条规定：禁止把儒士当做奴隶使唤。然而，一些显贵仍然不遵守这条规定，强迫儒士做一些下贱的工作。廉希宪命令地方政府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虐待。他惩处了剥削平民的巫师，并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他任命有文化的官员，促进农业发展，发行纸钞以促进商业贸易，征收赋税以满足忽必烈之需。简言之，他为忽必烈领地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领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忽必烈可以着手制定更长远的计划了。从这时起，他非常倚重一个名叫刘秉忠的精明僧人，经常向他请教，寻求指导。汉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但是这种关系显然被理想化了。据一位最近撰写刘秉忠传记的作者称：

    要想分辨出真实的状况，必须首先克服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的双重障碍……在元朝的正史中，刘秉忠被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品格的理想的帝王幕僚。君王和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主题。当受命于天的君主以贤德实行统治时，他就会依赖他贤明的大臣的协助和建议。这就是二重观念的“明君”和“贤臣”。贤臣和明君一样，都成了英雄。他们被吹捧得很高，甚至被偶像化了……只有在剔除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之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刘秉忠。

    即使剔除汉文文献中的夸张不实之词，刘秉忠显然曾对忽必烈早年的事业和政策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刘的多才多艺一定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秉忠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事实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曾为蒙古人设计出了一个新的比较精确的历法。这个在他死后才颁布的授时历异常精确，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刘秉忠还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他这方面的知识在他1258年参加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的正式廷辩时第一次显露了出来。后来他在为蒙古朝廷重新制定礼乐和其他礼仪时更显示出了这方面的才华。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忽必烈要把这位饱学之士延揽进他的幕僚团队。

    刘秉忠在一份呈给忽必烈的长达一万字的谏言中，试图将他理想的执政方略彻底表达出来。他以儒家一贯的习惯，首先从史前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开始讲起。乞灵于过去的英雄往往是论说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中国君主相信作者建议的政策的效用。刘秉忠说，如果君主想要创造明君所创造的黄金时代，那么就需要听从他所提出的建议。刘秉忠的忠告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建议，所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即培养和保护儒士，把他们当做国之瑰宝。刘秉忠建议忽必烈依靠儒士来实现他的计划，在他的领地广设学校，为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创造条件。刘秉忠不仅主张恢复传统的中国科举考试，而且还试图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乐仪式。此外，他还建议固定税率，建立法制，以免加重汉地属民的负担。他以典型的汉人学者的方式，恳求忽必烈招揽一些学者，准备着手编纂被推翻的女真金朝的历史。

    事实上，忽必烈几乎同意了刘秉忠所提出的所有建议，只有两个例外。他反对恢复科举考试，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必须任用汉人，或者至少要用说汉语的人充当政府官员和幕僚。忽必烈想要有更大的灵活性，不想过分依赖汉人。此外，他也暂时搁置了编纂前代史的建议。忽必烈此时毕竟既不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也不是中国皇帝。编纂前代史一事他做不了主。假如一定得有人出面的话，那么只有蒙哥汗才有权推动这一学术事业。刘秉忠当然了解忽必烈无权实现他的这一提议，因此他的动机令人颇费思量。是不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忽必烈从而影响他的哥哥蒙哥汗呢？还是他相信忽必烈最终一定会成为大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