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当的治理和政策。不当的治理和政策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这种资本流入实际上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自由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都对治理和政策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可问题在于,即使是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资本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和一位现在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裔美国人、凯茜·帕缇萝(Cathy Patillo)一起合作对此进行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投资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的可感知风险仍然很高。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是可以估测的--一本实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机构投资者》杂志完成的民意调查,它将每个国家的可感知风险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来。得到100的分数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投资安全类别,而得到1的分数则意味着它只适合神风敢死队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种调查所显示出的风险率,有助于从统计学上揭示私人投资的流动;不言而喻的是,高风险必然会吓退投资。
进行过改革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问题在于,风险评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才会显出好转的态势。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进行改革的乌干达提供建议时,第一次遇到了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断的决定,经济也开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那时,《机构投资者》给乌干达的评分却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国家中最差的得分。这与政府实际所做的努力实在太不相称,所以理应发起一场争取投资者的形象工程。渐渐地,评分不断提高。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到了乌干达的经济代表团。当时最新一期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出版,他们激动地冲到我面前说:"您看过了么?"他们已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进步,他们的评分从18升至了23--但仍然远远低于重要投资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为什么令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刮目相看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