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爷，你该说你陪税务所的人喝酒误了。"我在旁边小声提醒。老年人健忘，我知道。况且我还端着他泡的苦丁茶。

　　"习惯了。"他提开烟杆，脸上排满干巴巴的皱纹。我看不出阳光在老人眼里是哪种颜色，总之，说这话时，他眼巴巴望着满大路的阳光，就像望他曾经的情人一样。

　　"申辩几句也好嘛。"我又说，"您真是冤枉呀！"

　　"申辩？我们结婚五十五年了。申辩什么？你这小子！"老人回过头，脸上的皱纹竟然绽出弯弯笑容。

　　"过去申辩得太多，还剩什么好申辩的？"他好像对"申辩"这个词特感兴趣。

　　后来他又告诉我说，做女人也真可怜。年轻时缠着把好听的话都听完了。老年来一句也听不到，若他再年轻五十岁，他一定要换另外一种方式恋爱。再年轻五十岁，换什么方式呢？在车上，我一直在捉摸，你要是没心思画画，不妨也想想。

　　夜间小心些。别忘了给吊兰浇水。文竹用不着管，水多了反而要死。

　　我下星期一定回来。

　　你的雨桓

　　2006．5．12

　　脱了上衣正要入睡，却听到外边隐约传来凄惨的哀叫声。

　　推开窗子，没错，果然是有人在哀叫。我连忙拉开灯披上衣跑去厢房叫妈妈。电视白晃晃演着戏，母亲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摇醒她："妈，快醒来，外边有人喊，喊得阴风惨惨的呢。"

　　"人家喊两三年了哟。"母亲揉揉眼打着哈欠说，"是那个小永子，你忘了？他疯了你不晓得。"小永子？我的脑袋轰地炸开了。那个皮肤白白的，书包里总是背着爆炒得黄铮铮的玉米花的小永子？我听见毛骨悚然的哀叫声夹杂着以往的岁月慢慢滚过我头顶上的夜空。

　　我们贡镇是昆明市郊外一个零星地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一条大观河把村子分为东西两处，我家住在镇东，永子家住在镇西。我十四岁那年全村连我只有三个初中学生，永子是三人中最有出息的。老师们都说，贡镇出不出大学生就只有看永子的了。他好像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似的，数学题做得几乎不会错。每天放学一路上打打闹闹回家，本来是最带劲的事，可他从没参加过，文文静静的，女孩子一样。初中毕业他顺利考进昆明市区的第八高中，而我落选下来。领回成绩单那天，我和他坐在回家的半路上，就着八字洞的井水醮饼干吃。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开导我，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树怕翻根人怕寒心。要是母亲不病，他才不读师范。开学那天，全村人都送他到进县城的马路边。我却不好意思去，一个人跑去沙沟捅黄鳝。

　　第二年我在昆明市区二中念高中时，他来找过我一次。我们正在上体育课，大家都忙，只听他说他母亲恐怕不行了，借我的自行车回趟家。他妹妹在城里给人家做保姆，也回去。他穿着发白的解放鞋发白的牛仔裤，脸也白生生的，像雨，静悄悄的那类。那时我的家境还好，借车给他，还硬塞给他二十元钱。2004年我考进重庆的西南大学，而他分配在我们贡镇好端端教着书。我一年难得回两次家，恍惚听人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病。没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母亲说："我好像跟你讲过嘛。他还教什么书，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喊十多遍。去年回家你没听见？去年下半年他还经常走到河边来玩。天气好，看见女人过路，他常常不吭不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只是病得干净，不动手动脚的。衣服也穿得严实。外地人看不出他是疯子。"说着母亲跟我来到院墙边。

　　"什么疯不疯子，这是轻微精神病。现在城里人犯这劳什子病的多着呢。"我对母亲直截了当地叫疯子有些不快。

　　"你见过几个这样的疯子？你不在家说给你也是白说。永子他妹妹香儿在重庆打工学得不三不四的，去年回家疯颠颠跑到观音洞拜菩萨，冲撞了观音老母，差一点没被全村人乱棒打死。这不，报应在永子身上了。要听，你一个人听，我是要休息了。"母亲也不高兴地说。

　　我孤零零地坐在高高的院墙上，守望着河对面黑黝黝的贡镇西。